逐步实现行政审批、非现场监管、现场检查、行政处罚等各项监管流程的标准化线上化，确保监管行为可审计、可追溯。
尽管中国从2012年开始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属于批发支付清算系统同时兼具部分报文功能，但只有直接参与行通过专线才能使用其报文通讯功能。例如，俄罗斯央行的数据显示，在2013至2020年之间，俄罗斯央行将其美元储备资产的规模削减了一半， 并在2021年宣布其主权财富基金完全剔除了美元资产，增加了欧元、人民币资产[15]。
而以美元计价的GDP则萎缩了36%），失业率上升到20%，通胀率一度上升到60%。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9月通过的台湾政策法草案明确指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强硬的行动[2]，美国将对中国采取一系列金融制裁手段，包括制裁至少三家中国金融机构和禁止为中国金融机构提供金融通讯服务[3]。一是建立新的跨境支付体系。通过CIPS和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进行跨境人民币支付结算主要依赖于SWIFT。届时我国对外支付的能力将严重受损：企业和居民无法兑换外汇，无法进口大部分产品和服务，机构可能发生外债的违约。
从技术上来看，虽然报文系统有电报、电话、传真等替代手段，但效率远低于SWIFT。金融机构一旦被踢出SWIFT，不但难以进行跨境支付，在境内也难以进行外币收付（无法获得外币），因为外币收付通常需要通过境外的中介银行进行[9]。我想换个角度谈四个问题。
在2000年以后，对于房价我们参加过一些讨论。因为金融风险都是跨地区的，有明显的外部性，所以地方政府缺乏意愿、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化解金融领域出现的所有危机。就像新冠病毒流行，大家会对指责医学专家，指责为什么不能预测到疫情的发生，为什么应对得这么笨拙，为什么应对的一些措施有很多副作用。那时候我们曾认为，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等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毛病，和中国是没有关系的。
刚才几位专家结合今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学术贡献，从各个方面谈到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和未来应对，都讲得很专业、很全面。就像一个病人如果得了疾病，首先要用药抢救，至于用来抢救的药品有什么副作用，这是第二步要考虑的事情，不能说因为有副作用就不用药。
为了回笼货币，国家临时性地以比普通供应给市民的价格要高几十倍的价格供应特殊的高价食品。所以，过去计划经济的话语体系中从来没有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概念，但并非不存在。为什么金融危机很难预测？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做预测经济走势和金融危机的工作。而只有当大多数人认为金融危机不会发生时，金融危机才会无可避免地到来。
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金融危机。2003~2005年，曾参加过关于实行什么样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讨论。所以，我们在一定时期内虽然无法完全摆脱对行政手段的依赖，但还是应通过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在一个楼里办公，一度人民银行下属于财政部。
当时请了包括美联储专家在内的很多国外专家，跟中央领导面对面交流，讲授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过的一些教训和应对经验。事实证明，无论是汇率还是房价，任何依靠行政干预完全避免波动的想法都是想当然，甚至这么做反而可能酝酿出更大的问题。
他在应对当年危机的时候应该知道量化宽松的方法会有副作用，但当危机汹涌而来时，他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用不用行政手段是可以商量的，但是用多久、多大力度、怎么退出，都要有预案。
但其实计划经济也有这个问题，只不过被某些因素掩盖了。过去，有经济学家因为非常厌恶金融危机，就认为这是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计划经济体制没有这个弊端。第二个问题：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第四个问题：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中央和地方责任划分。为了避免商业银行破产，应该说那时的中央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同时，这也为后来商业银行的上市奠定了基础。我们应该认识到，金融危机是很难预测的。
人民银行既是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也是办理居民和企业存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所以也不存在挤兑和资本充足率问题。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对等和匹配的问题如果不解决，风险来了就往地方压，地方有很多办法逃避。
因此一味地强调让地方担责是难以做到的，根本办法是应该进行包括财政税收体制和金融监管体制在内的更加深刻的结构性改革。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以行政手段管理危机的路径依赖。
因为需求被压抑了，普遍的短缺无法反映在价格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似乎不存在或从来没有发生过西方所说的金融危机现象。
所以尽管有些人认为金融危机是一个富贵病，普遍贫穷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这个毛病，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规模不具备引发和暴露这种经济现象的条件，而是讳疾忌医，视而不见。在计划经济的理论体系中，也没有金融危机这个概念。如果权力和责任不匹配，平时不给地方相应权力，出了问题又让地方承担责任，就很难办到。比如说这些年对房地产采取了限购、限售和限价的措施，但是也没能避免房地产在一段时间内价格暴涨，一些地区也还是遇到了房地产价格下滑而引发的居民断供。
这次诺奖能够颁发给伯南克，我觉得也基本上进一步确认了经济学家的学术贡献，但作用也确实是有限的。那时我们才认识到银行也存在挤兑的风险，也可能触发全社会的危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年春节前，珠三角大批外省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广东银行的现金不足，出现提款挤兑。诸如此类的事情不一而足。
近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举办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与未来应对专题研讨会，全球财富管理论坛总干事、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出席会议并进行点评发言。1998~2003年期间，中央政府对商业银行多次注资，其中曾一次性注资16,000亿，相当于中国当年全年财政收入的水平。
1993年以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主要围绕如何应对多数西方国家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个问题展开。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要想完全避免金融危机或者消灭金融危机是几乎不可能的。现在强调压实地方防范金融风险的责任，但在现有体制下，给地方多大的权力，就让地方承担多大的责任。
在讨论过程中，也有人提出政府能不能发个文件，对外宣布中国的汇率锁定在一个水平就保持不动了。一般经济学家很难形成共识。
当时，一种思路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主权，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伯南克因为研究美国大萧条的问题获奖，他在美联储的时候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其实经济学家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拷问。尽管如此，在1959年到1961年，发行了与物资不匹配的过量货币，被称为笼中虎。
